| 發布日期： 2011-06-03 | 小 | 中 | 大 | 【關閉窗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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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病難、看病貴”早已成了時下中國老百姓最為關注、最為頭痛的民生痼疾,與之相伴的是官方、專業人士、民間對中國這個泱泱大國醫療體制改革持續多年的爭論。 自從2009年春天,一輪醫改方案公布以來,以建房子、買設備為代表的增量改革進展較快,而作為醫療衛生服務主體的公立醫院在體制、機制方面的改革卻進展緩慢。 以藥養醫的局面為什么依然故我?醫院賣藥牟利、醫生開方賺錢為什么愈演愈烈?為什么醫療腐敗、藥物濫用、藥品回扣、處方費、人情費之類的“創收”比比皆是?醫改,根本上就是為了千千萬萬民眾能在低水平的醫療服務上公平合理地享受發展帶來的成果,但為什么國家基本藥物制度三十年來只開花,不結果? 如此振聾發聵般的提問,來自原國務院研究室社會司司長朱幼棣,今年年初,61歲的朱幼棣深刻剖析中國醫療衛生體制種種弊端的《大國醫改》一書,引起了業界震動和社會的廣泛關注,并被評為第二屆“中國圖書實力榜”非虛構類好書之首。原國家經貿委經濟運行局局長、中國醫藥企業管理協會會長于明德評價此書為:“站在13億人的立場上,深入淺出地剖析了導致看病難、看病貴的根源,同時也對解決以藥養醫的頑疾提出了深邃思考的建議。” 坐在記者對面,朱幼棣表示:“我沒有抨擊醫改,我抨擊的是原有的醫療衛生體制!”他認為,醫改的目標其實非常簡單:讓窮人看得起病,讓有錢人看得好病。 探索醫改之心路 朱幼棣的童年是在浙江黃巖度過的,出生書香世家,高中讀了一年就當高中數學教師,在礦山做過技術員,大學畢業后到新華社總社國內部,從事過工業、教科文衛等各方個領域的報道,一直做到新華社中央采訪組組長,后來相繼擔任過山西省政府辦公廳副主任、國務院扶貧辦官員,2001年起開始,在國務院研究室工作了十年。現為一家上市能源企業高管。 作為記者,他采訪過艱難求醫、生不如死的患者;作為官員,他感受過最基層民眾無錢治病的苦惱,調研過醫藥衛生行業亂象;作為兒子,更有一種無言的感慨:母親一直健康地活到了85歲,但當年曾經被確診為癌癥,其實不過是肺炎!老父親的意外離世,著實讓自己欲哭無淚。朱幼棣說,如果說,過去的誤診,很多是醫療技術、缺醫少藥的原因,那么現在,不少是過度治療、不合理用藥所造成的。 朱幼棣說,從新華社記者,到國務院研究室,雖然采寫、編發了很多報道,調研、撰寫了很多報告,但出版此書卻與職務無關。由于對醫藥衛生及相關問題的關注已經多年,所以更多的是對醫改進展的急切盼望和濃烈的家國情懷,朋友的鼓動契合了自己的想法,最初就是想寫十幾萬字、幾個月就能脫手有關醫改的一本小書。但深入進去才發現,要破解醫療、醫藥、醫保等眾多問題必須由繁入簡,回到常識,于是開始梳理醫改的路徑,對醫改重新進行系統性分析、辨誤和研究,經過三百多個揮汗如雨的日子,2011年1月1日,《大國醫改》正式出版。 “應該用較高較寬的視野,俯瞰醫改的源起、漲落、漫溢和激蕩,亦或是最后的流失,本來,一個又一個重大的措施出臺時,設想得好好的,為什么一實施就變得不那么靈光,以致有的最后無聲無息了呢?要全方位地分析得出接近事實的結論,實在太難,太費思考,而且,把這一切從容地寫出來,大膽地說出來,不僅需要勇氣,更需要科學與學術的支撐,我不過是試圖用文學或者政論好看的文字,去完成學者的題目,說出自己理解的真實和本質而已。”朱幼棣如是說。 醫改停滯不前的本質 三十年來,我國醫療衛生行業曾經先后啟動過多輪改革,朱幼棣在《大國醫改》給出的結論是:醫改進展緩慢、“管辦不分”、“政事不分”等醫療衛生的體制問題并沒有得到解決。2009年新一輪醫改開始啟動,對于諸多細節,朱幼棣論述和解讀為:從目前看,有一種可能是仍在延續老路,“以藥養醫”的醫療體制尚未真正觸動,只在局部地小改小革,與胡錦濤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的“政事分開、管辦分開、醫藥分開、營利性和非營利性分開”,還有相當的差距。 朱幼棣認為,計劃經濟時期,我國藥品供應嚴重不足,農村雖然缺醫少藥,但中草藥更多地得到采用,還出現了世界聞名的“赤腳醫生”,國家通過計劃分配最大限度地保證了群眾的基本需求,這個體制是符合當時基本國情的;九十年代以后,中國進入了市場經濟,醫療服務的市場開始形成,隨著工業進程的加快,藥品廠家紛紛升級換代,藥品從短缺變成生產過剩。基層和初級醫療服務體系受到很大沖擊,同時,城市的大醫院卻從此進入了大建設、大擴張、大貸款和大處方、高收費、大發展的時期。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公立醫院很“滿意”:在國家沒有大幅度增加衛生投入的情況下,公立醫院的國有資產大大增加,醫療設備大大更新,許多醫院擁有世界上一流的技術和設備,有無須回報的政府投資,有固定資產、運營費用和一定的人員工資補貼等優惠政策,有國有銀行的大量貸款可用于發展,同時,還有種種檢查收費、賣藥暴利,可充分享受市場經濟帶來的好處;醫護人員很“滿意”:醫務人員的收入大大增加,醫療衛生隊伍穩定,形成了“中產階層”;衛生部門很滿意,行政權力擴大,既管醫院又辦醫院,醫院院長可以升任衛生局長、衛生廳長,行政部門的領導也可以兼任醫院院長,有些行政部門處長,升不上去的可到醫院擔任領導。 多方滿意,只有老百姓不滿意,因為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日益嚴重!問題根源在什么地方?一句話,與農村、經濟、科技、文化等領域的改革相比,醫療衛生領域的改革落后得太多,并沒有去除醫療衛生體制長期以來矛盾、混亂與痙攣著的老病灶本身,“正因為原有的醫療衛生體制沒有發生大的變革,缺少新氣象,公立醫院的積弊根深蒂固,中央許多惠民新政一出臺就被抵消了,藥價的下降也就成了空談,成了無關宏旨的數字游戲。” 醫改方案中的假命題 對于新一輪改革,朱幼棣最大的擔心就是政府包辦一切的做法。他認為,醫改的問題,相關利益部門以及行業專家多年形成了很多理論:方向概念,公益性,公共品,把公眾弄得如墮霧里,然而根源上的問題并沒有得到解決。 首先是“政府主導”。有一些專家們所謂的“政府主導”,模糊了建設服務型政府、加強行政監管,與政府直接舉辦、財政對衛生醫療服務全包的區別,政府主導變成了政府主辦;而有一些專家的觀點則走向了另一面,片面強調“管辦分開”,片面強調市場在配置醫療資源中的作用,寄希望于通過競爭解決“看病難、看病貴”問題,這無疑是一種典型“非此即彼”的中國式思路。朱幼棣認為,政府與市場不應該對立起來。 在國際上,醫療服務是分級的。初級醫療衛生服務大體相當于基層的門診;二級則是住院治療;三級多為專科治療和特殊服務。朱幼棣認為,這大體相當基本醫療和非基本醫療,基本醫療是指門診、小病;非基本醫療是指大病、住院治療和專科治療,一些常見病、多發病、慢性病大多無需住院,將來看門診的大部分在基層醫院、社區診所或衛生服務中心,但基本醫療服務也是要收費的,由于收費低,需要國家補助,這種國家投入主要是通過購買服務的方式,而不是政府自己舉辦社區診所、社區醫院。至于非基本醫療,付費問題主要有個人與醫保來共同解決。“看病難、看病貴這個問題可能永遠存在,但醫改要做的是幫大多數人解決最基本的醫療問題,特別是看不起病的人。” 其次是“公益性”問題。公益是相對私利而言的,有人認為醫療衛生行業屬于“公益性”的范疇,所以必須由政府全權包辦并無條件投入,這種“貌似公益”的做法不僅成為醫院“收費高、服務差,人們看不起病,看不好病”的借口,更成為利益集團抵制改革,引入市場機制的理由。目前,公立醫院醫療資源約占總量的85%以上,壟斷著幾乎所有高端醫療服務和優質醫療資源賺錢和不賺錢的,從基層初級醫療服務、公共衛生,到高端、科研與專科醫療服務,不少醫院日進萬金的背后是財務管理亂象叢生,醫療腐敗、貪贓枉法、藥物濫用、醫療事故,以及藥品經營銷售中的種種回扣和醫生的“處方費”,都成了幾十年來最糟糕的情形。“公益性—公共品—由政府舉辦或資助”這個公式實際并不成立,這后面的潛臺詞是:政府投入不足,就可以不講醫德地賺錢! 事實證明,把所有公立醫院都變成公共產品,讓所有公立醫院都回歸公益醫院或福利院,從事基本醫療服務,醫院的一切費用統統由政府包下來,這條路是行不通的。從事醫療高端服務、專科服務的,走向嚴格行政監管下的市場;從事初級醫療衛生服務部分回歸公益,這才是公立醫院改革必須遵循的主線,唯此,才是醫改的正道。 朱幼棣認為,在醫改方案中,“公益性”一再被濫用,成了拒絕改革、完全保持并強調現行衛生體制與公立醫院運營機制的擋箭牌,用偷換概念的辦法,把所有公立醫院改革引到一條很難走通的道路上,說到底,是要混淆公益性與醫學必須堅守的底線,掩蓋或者延宕營利與非營利必須分開的改革實質,這里面暗藏著國家財政養醫才能回歸公益的“要挾性”前提,實際上,從改革方案的設計、衛生制度建立到服務體系建設,都要遵循公益性的原則,不應該以營利為優先目的,所有醫院都負有一定的社會責任,本質上,衛生服務體系要遵循的就是一個原則:非營利,或者把營利控制在極低的水平,盡可能為窮人適度減免醫療費用。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