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布日期： 2008-10-28 | 小 | 中 | 大 | 【關閉窗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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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看病難、看病貴問題，尚需深化醫療衛生體制改革。
基本藥物全部納入醫保報銷，是新醫改方案的核心內容之一。 記者 胡 勇 2000多萬農民看病有保障 2005年繳納10元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以下簡稱“新農合”)費用時，陳普群做夢也沒想到會得到這么大的實惠。 今年5月，家住江津區柏林鎮付家村的陳普群被診斷為直腸腫瘤，在鎮中心衛生院住院12天，花去3.9萬元。病愈出院后，她按照重慶“新農合”政策，獲得2.9萬元補償。這讓她避免了舉債就醫，“政府出了大頭，壓力小了很多”，陳普群一家年純收入3000多元，生活并不寬裕。 陳普群只是眾多“新農合”獲益者之一。 “截至9月30日，851人獲得5000元至1.5萬元補助，63人次補助在1.5萬元以上。”江津“新農合”辦公室副主任付勝說，自2003年該區啟動試點以來，已有103萬人參加“新農合”，除去外出務工人員，在家的農民基本全覆蓋。 在推行“新農合”之前，市級衛生部門曾抽取54個鄉鎮，對農民醫療現狀展開調查。結果顯示，僅有45%農民患大病后有相對醫治能力，45.5%要靠借錢醫治，不醫治的占9.5%。“農民中流傳一句話，‘脫貧三五年，一病回從前’。”市衛生局農村衛生處負責人說。 農民“看病貴、看病難”，促使重慶市在2003年，選取江津、銅梁、黔江等6個區縣開展“新農合”首批試點，2005年試點區縣增加到7個，2006年達到17個，2007年已全面推開。 “新農合”改變了原來以農民出資為主的就醫形式，由政府出“大頭”。這是一種在政府組織引導下，農民自愿參加，個人、集體和政府多方籌資，以大病統籌為主的互助醫療制度。 其間，“黔江模式”成為備受推崇的典型，其主要特點就是“政府主導”。 在資金籌措方面，“黔江模式”采取中央和地方財政補助以及農民個人繳費相結合，其中中央和地方財政補助成為出資主體，農民每人每年僅繳納10元。從2006年起，中央財政補助標準由原來每人每年10元增加到20元，地方財政由10元提高到15元。到2007年，地方財政補貼提高到20元。 這樣，在每個農民每年所繳50元保費之中，政府代繳了40元。這種模式讓農民以小成本獲得了醫療保障，但籌資規模畢竟有限，錢必須省著花。 為防止醫生開大處方，黔江區衛生局對處方金額做了硬性規定，同時加強鄉鎮衛生院與村衛生室建設，健全農村衛生服務網絡，鼓勵農民就近就醫。此外，鄉鎮衛生院還組成招標聯盟，增強藥品采購中的發言權。 據統計，該區衛生局制定了535種西藥、613種中成藥和374種中藥的最高限價，使藥品價格有了大幅度下降。 今年1月22日，在西安召開的2007年全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工作會議上，黔江區被衛生部、國家發改委等八部委局聯合表彰為“全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先進試點縣（市、區）”。 “如今，‘黔江模式’已成為全市學習的典范。”重慶市衛生局局長屈謙說，目前，重慶“新農合”覆蓋面達到了39個區縣，參合農民達到2008萬多人，占全市農業總人口的85%，提前實現了國家提出的到2010年“新農合”制度基本覆蓋農村居民的目標。 “補缺型”向“普惠型”轉變 重慶3200萬人口，六成以上是農村居民，“新農合”為他們提供了保障。同時，有了不斷完善的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城鎮職工在疾病面前也有了底氣。但醫保仍有“缺環”，進城農民工、城鎮非從業居民不納入覆蓋范圍，就難以說是醫保全覆蓋。 2007年，在總結“新農合”經驗的基礎上，重慶市決定，在江北區、九龍坡區、南岸區、永川區和南川區首批啟動城鄉居民合作醫療保險試點；2008年，城鄉居民合作醫療保險試點區縣（自治縣）新增21個。這一試點，目標就是解決城鎮非從業居民的就醫難題。 這一政策，迅速在市民中得到積極回應。 今年8月，家住渝北區松石支路19號的楊靜，在小區公示欄里看到一則“溫馨提示”，像她這樣的非從業居民可以辦理醫保了。看到消息后，她立即拿著證件去居委會填表，“辦了一個最高標準的，可以享受最高5萬元的報銷額度。” 楊靜所說的最高標準就是二檔籌資水平，具體金額為每人每年160元，其中政府補助40元，個人繳納120元；一檔籌資水平為每人每年50元，其中政府補助40元，個人繳納10元； 按規定，城鄉居民合作醫療保險的參保范圍，是具有重慶城鄉戶籍的農村居民和不屬于城鎮職工醫療保險覆蓋范圍的城鎮居民，包括少年兒童，中小學階段的學生，職業高中、中專、技校學生，以及其他非從業城鎮居民。 “從局部保障到城鄉全覆蓋，重慶社會福利正在從‘補缺型’向‘普惠型’轉變。”重慶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副局長王安石說，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城鄉居民合作醫療保險，搭建起一套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醫療保障體系框架，從制度上實現了“人人享有基本醫療保障”目標。 變事后救助為事前救助 其實，看似合理的基本醫療保障體系，在具體操作中仍有不足之處。 “醫保、‘新農合’實行事后救助，即病人自己先行支付藥費，然后報銷。而困難群眾很難拿得出錢先行支付藥費。”重慶市民政局副局長袁天長說，重慶的城鄉低保、農村五保、重點優撫對象等城鄉困難群眾近200萬人，占總人口的6.3%。要真正解決他們的就醫難題，還需要醫療救助制度的完善，變事后救助為事前救助。 早在2004年，這個群體的醫療救助就被納入了政府視線。 首先需要解決的，是制度設計上的問題。“新農合”歸衛生部門管理，而主要針對農村困難群體的農村醫療救助歸口民政部門。在很多地方，這被人們稱為“兩條不相交的平行線”。重慶探索的方向，就是使“平行線”相交。 曹懷東，一個53歲的農民，感受到了這兩條“平行線”交叉的快樂。今年5月，家住渝北雙龍湖街道辦事處仙桃村的他摔傷了左腿，在雙龍湖醫院住院6天，用去醫藥費371.18元，除去合作醫療報銷135元外，他還得到234元的民政救助，自付2.18元。 5月10日，就在曹懷東支付生平最低的住院醫療費用時，渝北區民政局獲得了“全國醫療救助工作實施方案”評審會最高榮譽獎———特別貢獻獎。曹懷東享受到的雙重補助在這次會上被專家評為“‘新農合’與民政醫療救助的無縫銜接”。 參會的渝北區民政局副局長王正槐接受了幾十個全國參會代表的提問，他們最關心的就是“制度設計”和“如何操作”這兩個問題。王正槐說，“渝北模式”最大特點就是在制度設計上注重可操作性。 2007年，渝北區“新農合”參合人數已達41.4萬人。其中，屬于農村低保戶、五保戶和重點優撫對象的約1.7萬人，這1.7萬人是民政部門農村醫療救助的主要對象。“怎樣對他們實施醫療救助？”王正槐說，目前，“新農合”的籌資水平還不高，醫院又實行繳納治療費用后再報銷的程序，農村困難群眾往往因為墊付不起治療費用而不敢就醫。要解決農村困難群眾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必須把“新農合”和農村醫療救助銜接起來，讓困難農民看病既便宜又方便。 但是，怎樣才能有效整合兩種制度？ 渝北區的做法是：在區民政局與區衛生局達成一致后，區民政局拿出17萬元，按每年10元的個人繳費標準給予農村低保戶、五保戶和重點優撫對象全額資助，保證他們能夠順利參加“新農合”。同時，對困難農民以及80周歲以上的老人，每人每年發給300元的日常醫療救助金，提高其家庭賬戶總金額，解決其日常門診醫療費用。 對需要住院的困難農民，該區實行大病醫療救助，住院費用在1000元以內的，按“新農合”規定報銷后，患者自付部分由民政部門給予全額救助。“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們一分錢都不用出。”王正槐說，費用在1000元以上的部分，按“新農合”規定報銷后，由民政部門對患者自付部分給予60%的救助。 同時，渝北將“新農合”定點醫療服務的區級醫療機構、街道醫院、鎮衛生院和村衛生所，全部納入農村醫療救助服務單位，搭建起了醫療服務網絡。 2005年起，渝北區先后投資200萬元，在這些服務網絡建立了農村困難群眾醫療救助管理系統。現在，只要受助群眾生病住院，報上卡號，醫療救助管理系統將自動啟動，醫療費用自動生成為“新農合”報銷金額、民政救助金額、救助對象自付金額3個部分。出院時，受助者只需交納自付部分。 “‘渝北模式’的特點，就是變事后救助為事前救助，解決救助對象的后顧之憂。”重慶市民政局副局長袁天長說。 目前，“渝北模式”正在全市推廣，重慶啟動了城鄉困難群眾醫療救助管理系統，去年全市共救助城鄉困難群眾150.83萬人次，今年救助困難群眾將達到190萬人次。 改革探索重在綜合配套 任何改革，在推進過程中都會暴露出新矛盾和新問題，城鄉醫保全覆蓋同樣如此。王正槐說：“一些醫療機構以多種手段套取‘新農合’和醫療救助資金，這一問題必須得到解決。” 最為常見的就是醫生亂開藥方，超權限手術、重復收費和多收費；使用價格比較高的藥物，不合理檢查，任意增加不必要診療項目的收費；擅自提高、夸大收費標準，故意串換治療項目和結算項目，在對參合患者實施名不副實的治療項目的同時，瞞騙患者串換診療項目，或套用高價位的診療項目，瞞騙患者虛增治療項目。 對此，重慶醫科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周燕榮認為，問題的根源在于基層醫療機構的運行機制與“新農合”的要求尚不適應，前者的盈利性與后者的公益性之間難免存在矛盾。 “將‘新農合’納入法制化管理，是保障‘新農合’制度可持續發展的根本。而‘新農合’啟動5年來，我國遲遲沒有出臺全國范圍內統一的法規性文件，導致‘新農合’管理人員在進行監管和處理責任人時無法可依，這是基層目前面臨的最大難題。”周燕榮說。 在法律缺失的情況下，渝北區針對這類現象，成立一個專家組，發現定點醫院有疑點，馬上組織專家組對事件進行調查。“把處方和病歷調出來，患者用藥是否該開？該不該住院？讓專家來評定。”王正槐說，違規數次則取消其“新農合”定點醫療機構資質，以此來規范“新農合”定點醫院的醫療服務。“去年，就有定點鎮醫院做假，被區衛生局重罰10萬元，責任人也被行政處分。” 正在重慶考察“渝北模式”的南京醫科大學醫政學院公共事業管理系主任陳家應認為，這是全國皆有的現象，除了立法，必須建立城鄉一體化的醫療保障體系，打破群體隔分帶來的制度漏洞。他說：“做好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城鄉居民合作醫療保險制度、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和城鄉醫療救助制度之間的銜接，是以后中國衛生事業發展的目標。” 在陳家應看來，這四條線將會交叉在一起。在新醫改方案中，也明確提出了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醫療保障體系，并且要求“有條件的地區要采取多種方式積極探索建立城鄉一體化的基本醫療保障管理體系。” “重慶可以成為‘有條件的地區’。”陳家應說。 發生在重慶的故事，也暗含了這層意思。 10月10日，國家衛生部和重慶市政府簽署了《共建統籌城鄉衛生發展試驗區合作協議》，重慶市將依托這一戰略平臺，在2012年初步形成統籌城鄉衛生發展的制度框架；2015年基本形成城鄉衛生統籌發展格局；到2020年建成健康重慶，實現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 在這組時間表背后，重慶市下一步的醫改步伐清晰顯現。 新聞鏈接 中國醫改30年 第一階段： 解放思想 積極探索 1978年至1996年，這一階段我國衛生事業的主要矛盾是醫療服務供不應求，衛生改革發展的重點是大力提高衛生服務能力，擴大服務供給。同時要打破“平均主義”和“大鍋飯”的分配方式，調動人員積極性，激發活力，提高效率。 1985年被稱為“醫改元年”，這一年國務院批轉了衛生部《關于衛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問題的報告》。隨后我國醫療衛生機構通過放權讓利、擴大自主權和分配制度改革，使醫療衛生服務供給大幅度增加。 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醫療衛生資源配置不合理問題越來越突出。同時，由于醫療機構創收動力趨強，加之農村合作醫療解體，公費醫療和勞保醫療籌資不足，政府衛生投入比重下降，居民醫療費用快速上升，“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問題日漸顯現。 1996年底，我國召開首次全國衛生工作大會，強調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防止片面追求經濟利益而忽視社會效益的傾向；強調優先發展和保證基本衛生服務，體現社會公平；強調合理配置資源等。 第二階段： 強調公平與社會效益 1997年至2002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先后頒布《關于衛生改革與發展的決定》等文件，明確我國衛生事業的性質是實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會公益事業，并明確了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等重大戰略部署。 這些政策都是旨在實現基本衛生服務的均等和公平，但是醫療衛生分布失衡依然明顯。 第三階段： 強化公益改善民生 2003年開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在全國農村逐步建立。 2006年，國家啟動《農村衛生服務體系建設與發展規劃》，改善農村縣鄉村三級醫療衛生服務條件；同年《國務院關于發展城市社區衛生服務的指導意見》及其配套文件出臺，推動以社區衛生服務為基礎的新型城市衛生服務體系發展。此外，國務院成立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部際協調工作小組，研究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重大問題，提出改革意見。 2007年，國務院啟動城鎮居民基本醫保試點。 | ||
